氣候變化是指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觀察，在自然氣候變化之外由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全球大氣組成所導致的氣候改變。人類活動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引起全球增溫，一方面可能改變氣候格局，使氣候極端事件的發生頻次和災變強度增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對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減緩氣候變化就要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溫室氣體減排必然影響到能源的生產和消費，對各國經濟都有著明確的經濟成本含義。由此可見，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減排都涉及經濟學問題。

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具有不確定性，難于量化其經濟代價。因而，以往關于氣候變化的經濟分析，多集中于溫室氣體減排的宏觀經濟和技術經濟成本問題。2005年，由英國政府出資，著名經濟學家斯特恩領銜對氣候變化的經濟學問題進行綜合評估。2006年底，斯特恩小組提交了氣候變化經濟學評估報告，從氣候變化的經濟代價入手來認識減緩氣候變化的經濟理性。盡管這一報告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同，但也存在較為尖銳的經濟學論爭，引發人們對氣候變化經濟學問題的深層次的思考。

從長遠看“減排”：低成本高回報？

斯特恩報告認為，全球升溫幅度越大，對自然與社會經濟系統所產生的損失就越大。基于這一基本認識，該報告分析比較了氣候變化對自然和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預期損失與減緩氣候變化的成本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早減排，少受損”的結論，減排能以較低的代價避免高昂的經濟損失。

同時，該報告還認為全球必須立即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以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壞的影響。如果各國政府不迅速采取有效的減排行動，氣候變化將對增長和發展造成相當于每年全球GDP的5%－20%嚴重損失，而且這種巨額損失將一直延續，并不斷加重。如果立即行動，在未來100年里將全球增溫控制在2度以內，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0.050-0.055%范圍內（即不超過工業革命前二氧化碳濃度水平0.28%的兩倍），所需成本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

減排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要將大氣濃度穩定在0.055%以內，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必須在今后10-20年中封頂，然后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到2050年至少比現在低25％。不僅發達國家要減排，發展中國家也必須限排。發達國家在相當于1990年排放量的基礎上，到2050年應再減排60%－80%，而發展中國家在1990年排放量的基礎上的增幅不能超過25%。

如何采取近期行動，實現長遠的低成本高回報呢？斯特恩報告強調需要通過政策手段加以校正，主要政策包括稅收、貿易或法規進行碳定價，支持低碳技術的創新和推廣應用以及消除提高能源效率和其他改變方面的障礙。排放貿易制度、國際技術合作、減少毀林和適應將是構建后京都國際氣候制度框架的重要內容。

環境、政治抑或經濟的理性？

經濟分析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方法和參數的選擇。斯特恩報告中關于氣候變化的經濟分析是綜合、全面、長視角的。該報告綜合考慮了氣候變化的科學問題、適應問題和減緩問題等，涉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分析的時間尺度從近期的2010年，到中期的2050年，再到長期的2200年，而且分析采用的貼現率幾乎為零，為贊同和批評者提供了依據。

對于斯特恩報告的分析方法與結論，政府、學術界、企業界、環境非政府組織（NGO）等各方從不同側面，考察其理性或非理性因素。由于斯特恩報告的政府背景，英國政府首先表示首肯，并提出促進減排的政策建議，如：英國到2050年減排50%；歐盟到2020減排30%，到2050年至少減排60%；擴展和加強歐盟碳市場，與全球其他碳市場進行鏈接；保持英國在歐盟碳市場中的領先地位；將私營部門納入目前僅公共銀行參與的全球環境投資框架，為能源效率提供總值200億美元的貸款和捐贈基金；等等。法國政府也表示支持，但美國官方對此不以為然。美國白宮環境質量委員會主席稱，斯特恩報告不過是在氣候變化經濟分析中“做了一次努力”而已。由于減排會影響到化石能源的使用，因而石油輸出國組織秘書長批評該報告誤導人們，認為斯特恩報告在科學和經濟上都站不住腳。

環境NGO幾乎異口同聲地稱贊和支持該報告，如世界自然基金會和地球之友歐洲部等。企業界對斯特恩報告的反應多摻雜著利益考慮。技術領先的能源巨頭殼牌公司明確表示，該公司從技術、資金、時間、人才、領導5個方面對低碳發展的前景抱樂觀的態度。英國經營廉價航班的EasyJet公司，針對斯特恩報告中有關航空減排的內容，強烈反對航空業用乘客稅等價格手段促進減排。零碳排放但成本較高的可再生能源行業如太陽能、風能行業，則批評斯特恩報告提出的政策力度還不夠。

學術界對斯特恩報告的反應不一，有的積極贊賞，有的則部分乃至全盤否定。斯特恩小組主動征詢美國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羅（RobertSolow）、斯狄格里茲（JosephStiglitz）和森（AmartyaSen）的意見，得到了高度評價和贊賞，認為斯特恩的報告采用低貼現率，重視代際公平，具有經濟學理性。英國國內的不少學術研究機構如廷達爾（Tyndall）中心和皇家科學院，也予以積極肯定。

經濟學批判：苛求當代人？

但是，也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對斯特恩報告的研究方法和結論提出質疑。歐洲大陸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斯特恩報告的分析方法和假設條件均存在問題。未來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并非一定是絕對悲觀的。對未來經濟損失采用過低的貼現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斯特恩報告采用的經濟學分析模型，不僅過于簡化，而且長時間系列簡單外推，在方法上也是危險的。即使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是確定的，人類社會也會不斷適應氣候變化，增強抵御氣候災害的能力。而在斯特恩報告中，最壞的不利影響延續200年而人類沒有有效適應，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主任達斯古珀塔教授從公平的倫理學角度指出，斯特恩報告模型參數設定了0.1%這一近乎為零的極低貼現率，意味著當代人必須要把收入的97.5%用于儲蓄留給子孫后代，這根本不現實。目前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中國，其儲蓄率也只有45%左右，而美國等國家的儲蓄率甚至為負。當前世界市場貼現率多在10%甚至更高；既使是社會公益投資所采用的社會貼現率，也多在5%或更高；因為資金的使用也有機會成本。如果調整貼現率，則結論就會發生逆轉。因此，他批評斯特恩報告是一個政治報告，而非學術報告。

美國的一些知名經濟學家也公開反對斯特恩報告的結論。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曾任總統經濟顧問的諾德豪斯質疑道，常規經濟學分析顯示，最優減排路徑應該是開始小幅削減，中、后期待經濟和技術進一步發展后再較大幅度削減。但斯特恩報告得出的立即大幅度削減的結論正好與之相反。這就意味著，當代人必須立即承受巨額的經濟代價，犧牲當代人的社會福利水平，這對后代人也是不利的，因為當代人不能為后代儲蓄更多的資產，包括金融、知識、技術等。

中國的選擇：早減，晚減抑或不減？

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目前在總量上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化石燃料排放的溫室氣體占世界總量的17.9%。據國際能源署的預測，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將在2010年前后超過美國，成為第一排放大國。以前我們說，中國人口多，人均排放量低。但從目前情況看，中國的人均排放水平已經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在2010年以前就會超過世界人均水平。

中國簽署了關于溫室氣體減排的《京都議定書》。遵循“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沒有承擔減排或限排的義務；但可以利用清潔發展機制，接受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在中國境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減排的額度賣給發達國家。《京都議定書》的目標年限是2012年。目前國際上已經開始討論關于2012年以后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分擔問題。樹大招風，中國的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在國際談判桌上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但使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0.055%水平的目標，顯然偏離中國處于快速工業化的特定發展階段和具體國情，會嚴重打壓中國未來的合理發展空間。中國的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至少會延續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在2050年之前都不可能停止增長。因此，中國要向低碳經濟轉型，減排的成本遠比想象的大。例如，建筑節能改造需要額外投資約為15％，可再生能源比傳統能源需要額外投資30％以上。巨額資金從何而來？碳捕獲與存儲技術在短期內成本太高，而且處理過程還需消耗大量能源，其減排的潛力值得懷疑。

從另一方面看，氣候變化對中國的自然和社會經濟影響也可能是嚴重的。中國持續不斷的暖冬和不斷加劇的氣象災害，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已初見端倪。冰川融化、雪線上升對我國西北依靠高山融雪灌溉的地區的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所以我們也需要認真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由此可見，對于處于當前發展階段的中國來說，我們不可能立即采取減排行動，大規模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我們也不能漠視氣候變化。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晰的認識，通過深入研究、剖析和廣泛宣傳，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通過具體的行動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的立場，從節能與減排的一致性上強調低碳發展。為了避免“鎖定效應”，中國在大規?；A設施建設中應盡可能采用低碳技術。同時，要加強關鍵技術的研發，做好從實驗室開發到商業化應用全過程的逐級放大，尤其要避免盲目跟進和一哄而上的做法。

作者：聯合國IPCC專家、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潘家華